辩诉交易制度不应当成为中国的司法制度
2012/12/5

    讨价还价已经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扩展到政府的管理领域,国人的“市场开拓精神”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扬。然而突然间又冒出一种新的交易方式——“辩诉交易”,把以实现正义为宗旨的追究、惩罚犯罪的活动推向“市场”。杀头、坐牢之类的事情,也能跟国家讨价还价?国家与犯罪分子做这样的交易,不是等于把“正义”打折出售吗?“正义”又不是什么商品或者股票,它怎么能成为讨价还价的对象呢?因此,我认为辩诉交易制度不应当成为中国的司法制度。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采取了典型的“政策执行型”的目标模式,以实现实体法和刑事政策所确认的正义目标为宗旨,在原则上不可能接受“辩诉交易”这种蕴含着平等主体之间互相妥协精神的“纠纷解决”方式。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客体地位使得他不可能具有与公诉机关平等地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条件,无法保证交易的公正性。他的人身自由受到长时间的剥夺,他据理力争进行的“辩解”往往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狡辩”,他必须自始至终地“如实回答”公安、司法人员的提问,才有可能在最后判刑时获得“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既不能在开庭以前全面了解控方证据,也不能期待律师收集调查到充分的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的被告人有什么能力与强大的检察机关“讨价还价”?如果允许诉讼地位如此严重不平等的双方进行“交易”,如何保证交易的公正性?

    第二,辩诉交易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诉讼原则相冲突。“以事实为根据”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对任何刑事案件的处理都必须建立在确实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都必须“忠于事实真相”,而不能满足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更不允许检察院或法院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与被告人就案件如何处理进行“讨价还价”;“以法律为准绳”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针对具体被告人的特定犯罪做出准确的处理决定。任何放弃指控、减少指控数量或者减轻指控罪名、重罪轻判的行为,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不允许特权或者歧视的存在。但是,如果确认辩诉交易,必然会在适用法律上造成新的不平等,甚至可能把公安、司法机关未能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掩盖起来。

    第三:辩诉交易会破坏正在逐步完善的程序法制,加剧司法腐败。侦查不必再那么“深入细致”,因为反正到了起诉阶段检察院可以同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易;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也用不着再详细地审查案件的证据,直接与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人“谈价钱”好了,法律规定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以及“证据不足不起诉”制度基本上也可以“退休”了;法院的审判程序也用不着那么正规了,一切在公开的法庭上弄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庭下的“磋商”“搞掂”。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必然要求相应地扩大检察院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只要“沟通”了检察官和法官,无论多么重大的案件也可以找个法律上能够成立的理由变成轻微的案件,交易的成本与收益规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寻租”,使得侦查、检察、审判等国家实现“正义”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被“市场化”,司法腐败不仅不会收敛,反而可能披上合法的外衣。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我认为辩诉交易制度不应当成为中国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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